世界那么大，“好色”的城市那么多，我都想去看看

碧蓝的天空下，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和红色围墙的明清宫殿，与青砖灰瓦、绿植覆墙的普通民居，构成了北京内城强烈的色彩反差。这幅视觉场景与巴黎的深灰与米色组合、罗马的橙黄和橙红色系交织，以及印度斋普尔玫瑰色的屋顶和墙壁，一起被西方规划学界盛赞为“世界城市色彩的伟大杰作。”

然而近3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新区建设，只留下了许多面容模糊，如同复制拷贝的“大花脸”。各种欧陆风情小区、地中海小镇、美式庄园和英国城堡粉墨登场，色彩的使用如野马脱缰般大胆而无序。“其实色彩本身不存在好看与否，每个城市有独特的地理、气候、历史和文化表达，关键在于建筑色彩是否与周边环境和谐。否则，本应成为城市风景线的色彩规划，会变成拙劣的‘彩妆试验场’。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一语道破其中症结。

“脸面”的困境

“脸面”问题困扰着今天的中国城市，如何提高自身魅力和竞争力，正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。向传统色彩寻找灵感，是否是一条可行之路？比如，“青瓦出檐长，马头白粉墙”的徽州城镇，就因色彩恬淡，线条简洁让人感觉舒适，仿佛从青山绿水中生长出来一样自然。

“中国古代对建筑用色有严格规范，官式建筑与民居宅院分野清晰，房屋某些部分的颜色甚至用来代表所有者身份。到了明清，色彩的‘等级尊卑’更加分明，大到屋顶、墙面、台基，小到吻兽、门钉、门环都有明确规定。”杨保军举例道，比如，黄色琉璃瓦只限用于宫殿和陵、庙等建筑，诸侯和亲王府邸可用绿色琉璃瓦，低品级官员和平民宅舍则只能用青灰瓦。这使得中国传统城镇以及乡村的建筑形貌，包括色彩在内，受到礼法的严格约束，变革缓慢。

直到近代以来，这种平衡随着封建礼法的土崩瓦解和大规模城市更新被打破。大量传统建筑逐渐消亡，原有的传统建筑色彩变成了镶嵌在城市间的碎片。“上世纪50-60年代，苏式红砖楼成为城市主流。70年代起，陆续兴起灰色混凝土预制件楼、白瓷砖配蓝玻璃以及彩色粉刷墙面、马赛克瓷砖等色彩风潮。”博地设计机构总建筑师曹一勇坦言，这些无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脱离控制般拔地而起，共存于同一空间，导致城市或视觉混乱，或千城一面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京也曾遭遇一场色彩“危机”。为迎接1964年奥运会的举办，东京到处大兴土木，从建筑外立面强烈的饱和色或对比色、五彩纷呈的公交车或出租车体，到灯光闪烁的霓虹广告，市民们感到眼花缭乱，头晕目眩。再经过几年的风吹雨打，建筑外墙逐渐褪色，市容愈发显得污秽杂乱。于是，70年代起，东京市政府开始了纠错之旅，对东京以及日本境内其他重要城市进行色彩规划，并完成了《东京色彩调查报告》。

印度斋普尔被称为“玫瑰城”

事实上，现代城市建筑色彩需要基于美学、地理文脉以及气候条件等进行“量体裁衣”，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选择。“比如，根据城市所处地理位置、日照规律，甚至路网环境等探索色彩与人的关系；或基于建筑外观和形制，推演色彩谱系的构成和材料变化等。北欧国家的民居多采用米黄、橘红、淡粉、砖红等暖色调，与寒冷环境形成互补；生活在骄阳似火的地中海一带，人们则惯用蓝色等冷色调来制造一份清凉气息。”杨保军解释道。

摩洛哥西北部的舍夫沙万以布满蓝色阴影的迷宫式地形而出名，蓝色的大街小巷是他们不可多得的财富

图１

图２

包括色彩纯度也因地域和气候有所差异。徽州古镇之所以美得让人过目难忘，因其黑、白、灰的色彩与烟雨江南共同营造出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。从建材选用来看，灰黑色瓦当由本地土壤烧制，刷墙用的白垩也取自当地。既环保便捷，黑瓦白墙也对应“天地”之意。同时，白色墙壁还能提亮院落和室内光线，弥补徽州地区阴雨多云、光照不够的缺点。反之，青岛、烟台等北方沿海城市常年为“蓝天、碧海和绿树”，红色屋顶就显得极为鲜艳透亮。将这样的亮丽颜色用于江南，则会显得格格不入。

——徽州古镇因黑、白、灰的色彩与烟雨江南共同营造出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

这一理论颇有向法国现代色彩学家让·菲力普·郎科罗（下称“郎科罗”）致敬之意。上世纪60年代，郎科罗创立的“色彩地理学”也认为，城市应根据所处地域、地理特征、民族分布以及文化习俗和行政性质等，找到自己独有的色彩审美，并确认其“景观色彩特质”。

虽然不能将西方色彩学理论全盘套用于中国城市，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、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依然坚持，城市色彩的美应该是有“根基”的。大到城市路网、街区绿化和建筑群外立面，小到建筑单体、广告招牌和景观小品，每一处微妙的色彩变化，都应悉心营造。

“首先要考虑功能性，其次是文化性，最后才是艺术性。”宋建明举例道，比如，在杭州城市色彩规划中，杭州东站出站大厅的墙和顶用暖色与冷色进行了区分，以起到方向指引的作用；而公共自行车租借点的小亭子，暖绿中带一点香槟金，明亮又不显突兀地“融化”在周围的植被中。

西“色”东渐

比起高速生长中的中国城市群，欧洲许多城市色彩或早已定型，或缓慢发展，逐步成型。巴黎显然属于前者，上世纪60年代起，深灰色屋顶和米色墙面就构成巴黎的标志色彩。加上优雅的黑色栏杆、明媚的花店和设计感十足的橱窗，一起营造出明暗交替的光影效果。“金发的巴黎女子也因此钟爱素净的灰色、棕色服饰，即便置身于亮丽的背景色中，也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。”杨保军说道。

巴黎

歌剧院

“老城区一些建筑还饰有耀眼的金色，阳光照射下，亚力山大桥上的人物雕像、拿破仑墓的拱顶，以及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围栅看上去金光灿灿，与建筑用色交相辉映。”旅居荷兰的设计师闻巽描述道，包括戴高乐机场高速路两侧的护墙、交通指示牌和机场内外装修的主色调也分别由灰黄色、中黄色和柠檬黄色构成，让来访者在第一时间感受巴黎的色彩之美。

阿姆斯特丹——运河两岸老建筑

相比之下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则属于“缓慢、稳定”型选手。“自19世纪以来，咖啡色、酒红色、棕橙色等明度偏低、色度偏暖、饱和度适中的暖色调，构成了运河两岸老建筑的主要色彩。”闻巽介绍，这种厚重、温暖的视觉效果予人一种安逸、富足的气息，也颇为适合当地寒冷阴凉的气候。

西方城市的色彩实践如此成功，是否能成为调治中国城市“脸色”的良方？“适合郎科罗‘色彩地理学’的西方城市，通常发展文脉清晰，或城镇的形成颇为缓慢。这种节奏显然并不适用于竹子拔节般猛蹿‘个头’的中国城市。”宋建明指出。

“实事求是地讲，城市的面子问题不能单靠色彩来解决。但制定色彩规划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修复因城市规划失控被破坏的城市风貌，必要时可参考国外城市色彩规划的成功经验。”杨保军提醒道，欧洲城市色彩之所以让人感觉井然有序，在于既尊重城市的文化传统，又结合地域特征、城市功能等制定相应的色彩管理制度。例如，巴黎的临街店面只允许对一层进行色彩装饰，一层以上建筑部位不能随意设立广告或醒目的招牌。如此一来，城市保持主体色调和背景，避免了杂乱的色彩“喧嚣”。

虽则不易，已有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色彩。“北京自2000年起就对数百条主要大街沿线建筑进行定期‘刷新’，并制定主推的色谱。以原建筑色调为主进行规划设计，个别楼房的色彩与周边楼房极不协调则要进行调整。”景观设计师郭锋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家，就在被“刷新”之列，砖红色“新”家为周围深灰色的公共建筑增添了一抹鲜亮。

用适当的色彩将居住区与商业街区、公共空间区分开来，是城市色彩规划通用的原则。“如同人的服饰要符合其身份一样，城市色彩包括明度、饱和度在内，要服从城市和区域的功能。”曹一勇指出。比如，区域行政中心、高层办公楼不宜采用轻浮的色彩，商业街区和街头候车亭等临时性公共设施则可选用明快、活泼的色彩，旅游区的用色则要讲求和谐悦目。长此以往，城市色彩的混乱和平庸问题有望得到缓解。

波兰弗罗茨瓦夫城

为此，许多当代建筑师在设计中为色彩赋予了特定的象征和延伸。法国建筑师让·努维尔是其中之一：在法国南特法院的设计中，黑色和桔红色分别象征法官的黑袍和检察官的外衣，喻示公正和权威；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艾伯格大厦，则用25种色彩的铝板组成建筑外立面，随时间变化由红到蓝转换往复，表达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。

新材料和新工艺也为色彩赋予了极强的表现力。2004年建成的韩国首尔商场大厦和2009年建成的法国埃尔布莱青年文化中心，先后将一种半透明的金属材料覆盖在建筑混凝土外立面上。材料上特殊的双色薄膜能在白天形成珍珠般的荧光色泽，随观赏角度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色彩感知。

即便在同样的自然光条件下，材料运用得当，也能呈现不同的光感。“位于荷兰阿尔梅勒的拉德芳斯办公楼外立面，通过铺设镀膜玻璃板来过滤自然光，产生饱和度高且层次丰富的光线。随着光线强度和方向的改变，建筑内部产生了瞬息变幻的色彩对比。”闻巽言道。